十三、同志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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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谈谈爸爸的往事,一定要涉及到两个人:一位是张眉萱先生,一位是潘怡如同志。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他们二位,他们相继去世多年了。我没有见过他们,却要写点他们和爸爸的友谊,对我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他们毕竟和爸爸稔熟,毕竟关系密切,所以我想就我知道的一点点材料,整理成文,或许可以使人了解一些爸爸的同志、朋友之谊。
张眉萱先生是先于潘怡如同志和我爸爸相识并结交的,但对我来说却正好相反,我先知道爸爸和潘怡如同志的友谊,后知道爸爸和张眉萱先生之间的交往。我想还是以我了解的时序说说他们吧。
那已是我们家搬入小石桥后,爸爸连续生过几场大病,有一段时间在休养,工作被迫放了下来,他也不那么忙了。记得就在那次休养中的一天,在饭桌上爸爸说起要抄写潘怡如同志的墓志铭的事。当时大家议论不多,我又还不懂事,也不大在意。此后曾见爸爸在一寸五左右宽、四五寸长的宣纸小条条上写四个字,天天写。我不记得爸爸写了几天,但记得妈妈有好几次吃饭时劝爸爸说:“急啥子嘛,慢慢写!人累倒了,还不是写不成!”爸爸除了笑笑外,总要解释:“不抓紧写,工作一忙就要放下。已经花了这么多功夫,一放就要从头来。这不正是“前功尽弃”啦?”爸爸照样整天一小条一小条地抄着,完全是工工整整的中楷。在爸爸快抄完的时候,我也到爸爸的办公室去帮过一次忙:把爸爸刚写好的小纸条接到地毯上已摆得纵横成行的纸条的末尾。那一张一张小纸条上的字都那么清秀、端庄,虽然是几天来积累下来的,但看上去宛如一气呵成。又过了几天我到爸爸办公室,见已抄完;一张张小纸条依次摆在地毯上,成长方形。我不禁脱口说:“正好!”爸爸笑了:“正好。这不是碰运气,不是凑巧,硬是算出来的:一共有多少字;一行几个字,排几行才行。一张宣纸可以裁几片小纸条,一个纸条上写几个字好。”我听了直咋舌头:“那么,干嘛要裁成小条条呢?干脆在一大张纸上写,不是省气力一些吗?”爸爸爱抚地看着我,耐心地解释说:“裁纸当然要花费一些时间,但一次算好了,裁起来并不很费神费力的。在一大张纸上写那么多字难免会有抄错字、抄漏字的事,一错就要一整张纸作废。如果一开始就写错了,还算浪费不大,如果抄了一半或大半张纸才发现错了,不仅浪费了纸,也浪费了时间。我的时间是计算着用的,懂不懂?女儿。”爸爸笑笑又说:“这个裁小纸条条的办法是我想了很久才想出来的。只要发现有错误,错了就重写,重写也才几个字嘛,纸又浪费不多,我写起来也不困难。你看好不好?”
爸爸抄完了,又张罗着给这个很大的墓志铭拍照片,拍好照片,爸爸又要洗印时加印几张,算好张数,给潘怡如同志的子女每人寄一张去,并把他手抄的这份墨迹寄给潘怡如同志的长子潘知同志。那时潘知同志在湖北红安县委工作。我母亲去世后,我们兄妹受湖北省博物馆邀请回湖北,又见到已调浠水县工作的潘知同志,听他说起:可惜,在“文化大革命”的抄家风中这份珍贵的墨迹已被弄丢了!
爸爸抄写墓志铭后的许多年,曾几次和我聊起抄写的想法,我才体会到爸爸在休养中把这件事放在第一位的原因。
潘怡如同志和爸爸是同志加朋友。他们从辛亥革命开始就志同道合。爸爸1943年元旦写有《怀怡如兄》五言律诗一首:
投笔从戎日
潜怀救国忱
不甘胡虐政
始结汉同心
直道虽存古
时宜未合今
同时期白首
一往见情深
爸爸对“始结汉同心”加注说:“辛亥革命前,君子十六混成旅及武汉人士中先后组织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及文学社等革命团体”。这诗前四句粗略地概括出潘怡如同志的革命道路;下面两句是对潘怡如同志的性格描述,最后两句则是他们之间友谊的白描了。潘怡如同志1943年病逝,爸爸1944年才知道,为此写了四首七律来抒发痛惜和悼念之情。这四首诗收入《董必武诗选》中。诗中有两句:“平生我愧为知己,未把英雄史迹留。”我相信这确是爸爸当时感到的一大憾事。爸爸是否在那时就有为潘怡如同志写点什么的想法呢?从后来的实践上说,这诗句看来不仅仅是感慨之言,也不仅仅是一种愿望的表达,说不定这是一定要抄写这篇墓志铭的主要原因。我觉得第二个促使爸爸抄写墓志铭的原因,便是这铭文的作者是爸爸的亲弟弟董贤觉。我爸爸把他的弟媳及其儿女接来抚养,我的这位婶婶不幸中煤气身亡。潘怡如同志是贤觉叔的好朋友,他逝世后,贤觉叔便作了一篇诔文文稿,还没有来得及修改和抄写,自己便也病逝了。这篇文稿几经周折,转到我爸爸的手上,此后爸爸总把这文稿带在身边,即使战争环境也这样。爸爸说,中央从延安撤退时,要求精简行装,“我把一些书都丢了,”爸爸皱着眉,右手像仍东西一样一甩,“可是这篇东西我不能丢。进了北京后又忙得不可开交,怎么顾得上呢?”然而爸爸毕竟把它抄完了。爸爸从心底里舒了一口气说:“我所以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去修改、润色,是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我们是幸存者——毛主席这样说的,事实就是这样。幸存的人不能忘记牺牲了的人。”爸爸说他改动不少,尤其主要的是潘怡如同志病逝前已是中共党员,那时贤觉叔叔不知道,虽然我叔叔也是中共党员,同时也是潘怡如同志的朋友,却不知道潘怡如同志是党员的事,所以文稿中就漏写了,而爸爸把这些补充上。爸爸还告诉我:“我要潘知同他的弟弟和姐姐找一个缸,把他们父亲的骨殖连同我抄写的墓志铭照片放进去,深深地埋在地下——一定要深埋,不然将来拖拉机耕地就会把犁打坏,也会把缸打碎咧。我告诉他们不要立碑。一则刻碑花费太大,二则还要有坟,占地太多。农村的土地几可贵啊!”后来我听潘知同志说他没有那样做。尽管爸爸充满了对先烈的悼念,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但他还是不了解基层工作的情况,潘知同志所以没有照我爸爸说的去做,肯定有他的许多具体困难。
记得在编爸爸诗集的过程中,我和牛立志同志再三斟酌,选了《哭潘怡如》这一组诗,并为潘怡如同志做了注,其中有潘怡如同志是“董必武同志的挚友”一句。有人问:“潘怡如是谁呢?用‘挚友’一词妥当吗?”我和牛立志同志都认为这“挚友”用得恰当。在编选爸爸的诗集过程中,我俩都注意到悼亡诗在爸爸存诗中占了不少的篇幅,选什么?不选什么?我俩都认为应当多选那种讴歌默默无闻的先烈的诗作为好,像王麓水、潘怡如等。倒不是怕哀悼名人的作品已太多,而是革命的成功正是那些大批默默无闻的开拓者的无私无畏的牺牲换取的,应当有大量的诗歌去讴歌和哀悼他们,从而教育人们继承遗志,献身于洪流般的事业中去。这“挚友”一词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是从爸爸存下来的诗稿中发现写潘怡如同志的不少,也多颂扬,才这样用的。
爸爸对潘怡如同志的怀念,含有更多的是同志式的战友的感情。而对张眉萱先生则是另一种情形了。我不知道“友谊”这个词语的内涵是不是可以分许多种,但我感到爸爸对张眉萱先生的友谊却是不同于对潘怡如同志的。爸爸也常谈起张眉萱先生,一是谈他常借张眉萱先生家的藏书看。张眉萱先生家资财颇富,有不少藏书。爸爸家虽世代读书、教书,却无书可藏。二是张眉萱先生对旧社会种种弊端也有认识,曾积极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激流中,终因种种原因而没有坚持下来。三是谈张眉萱先生和爸爸开律师事务所的前前后后。“那时,”爸爸无论是散步还是坐在办公室的躺椅上,总是要仰着头,回忆着,“张眉萱和我从日本留学回来,虽然我学得还要好些,可是他接到从日本寄来的大学毕业文凭,我却没有收到。可能是寄丢了。没有文凭就不能挂牌开业,就没有饭吃。”记得我第一次听说这事时,曾自作聪明地说:“你不会去信跟日本要,再补办一张文凭吗?”爸爸一笑:“去信?来回的时间要多久?那个时候中国的邮政也不怎么好,不怎么可靠。我也懒得去搞,也等不起!要吃饭,要养家。就和张眉萱两个人挂一个牌子,挂他的牌子,我来当律师。有时张眉萱也来做。”爸爸说的“要吃饭,要养家”都是真的,我二姑妈的嫁妆,大部分也是这个阶段凑上的。爸爸是中共党员,我想:党员一定只给穷人打官司,哪里来的钱呢?(其实爸爸做律师时所得的经费一大笔做了党的活动经费。这是爸爸在一个偶然机会说到的。)所以有一次我问:“你还给有钱的人办案子吗?”我心里却想:不可能给有钱的人办案子。爸爸认真地瞧了我一眼,说:“怎么不办?只要他肯出钱,他找到我们的门上,事情又总有是非曲直,可以根据法律来办嘛。不过有钱的人来找律师,我们总可以跟他要高价唦,很有钱的,我们还可以敲他的竹杠。”爸爸轻松地一笑:“他嫌贵,可以另请高明。这也是‘有钱的出钱’呢。没有钱的人也来找我,我就帮帮忙,不要他什么钱。也有些工人来找我们打官司,他们的生活都没有保障,怎么谈得上出钱请律师?我们还要出些钱帮他们打官司,而且要打赢。世界是复杂的,你懂不懂?”我想我那时并没有全懂,不懂得“世界是复杂的”。所以我的幼稚的思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很容易地表现为“左”了,盲目地跟着别人跑。
听说爸爸给张眉萱先生写过点东西,肯定了他对我爸爸的支持和对革命的贡献。爸爸对张眉萱先生的感情是那种宽厚的,充分体谅的感情。这种感情,细细品味起来,好像是一种极富中国味道的友谊。
 
             编辑:江福元 车清珍
 
 
时间:2015-02-06 16:28  来源:中国 红安将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