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保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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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我的同学和一些同事跟我聊起天来,总要说:“你可真会保密,什么都不说。”我有时笑笑,有时不得不解释:“我能知道什么呢?我本来什么也不知道!”尽管别人将信将疑,而我,说的可是真正的大实话。爸爸从来不把不应该让我知道的事情告诉我,也从来不在有我在场的情况下谈论不该让我知道的事情。即使偶然碰巧爸爸和妈妈在聊什么,见了我去,他们也立即煞住了话题,我也就很有自知之明地回避开去了。我也从来不去打听我不该知道的党和国家的机密。爸爸和我之间有着这种默契。
当然事情也不是绝对的。1971年夏,爸爸和妈妈搬到西郊一个招待所居住,离我的机关不远。我贪那里的院子大,就把我的两个孩子放在爸爸妈妈身边,这样每天我和力理下班回家,可以偷得一点清闲。九月中旬以后,爸爸突然常常晚上进城开会。有一天我也顺便接到一个电话——夜已深了,我临睡前,总要去看看爸爸,随便扯上几句。这晚我见爸爸洗漱完了,要脱衣服上床了,也就返身回我住的房子去,在走廊里听到电话铃不停地响,我走去接了。电话中说通知爸爸去开会。我解释:“已经睡了。”对方不容置辩地说:“你去叫服务员照顾首长起床,然后跑步去叫司机立即把车开出来,到这里开会。”我问:“哪里开会?”对方干巴巴地说:“司机知道。”我只好“照办”。我观察了一下,除我之外,周围的人好像一点都不惊奇,只是紧张地去工作,包括爸爸也以他少有的敏捷,迅速穿好衣服走了。我回到房子里,看表已半夜十二点了。我还对力理说:“真怪!中央怎么一下子又起用了老太爷呢?”“老太爷”是我和一些工作人员私下对爸爸的戏谑,我们称妈妈是“老太太”,有时连爸爸也这样称呼妈妈,有时还故意学越剧《红楼梦》中称贾母的样子,叫妈妈“老太太”,把“太”字说成“她”的音,逗得我们都大笑一场。
我说“起用”一词,实在也是有所指的。“文化大革命”以来,爸爸除了开中央全会外,我简直没有见他开过什么会。他对当时中央“文革”的活动一点都不了解,尽管他是政治局常委。许多事都要我把道听途说的东西告诉给他。像1974年江青等一帮人在首都体育馆对周总理大兴问罪之师的事,爸爸也是从我这里转听到的。记得这次消息很使爸爸震惊,他曾伤感地说:“总理难啊!”爸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没有被打倒,但确实知道的事情不多,我不敢断然地说他完全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为何故,可我感到他知道的事情实在不比我更多。
我说“起用”爸爸,也是事实。林彪从天上栽了下来,爸爸很忙了一阵,“四人帮”上去了,爸爸便又沉寂了,但似乎此后文件送来得频繁了些。那时我除了发了一句“起用”的议论,便什么也不知道了。我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曾热闹了一阵的天空上不再有飞机的轰鸣了;我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傍晚下班时,一拐进笔直的通向招待所大门的大路,便有聚光灯直射过来,是一种新情况;我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战士们在我下班就可以见到的在墙角一带严阵以待;我一点也没注意到招待所的大门上一挺机关枪直冲着大路……我照例地上班,下班,和力理慢慢悠悠地骑着车,聊着天,在路上享受着宁静、和平。上下班时,力理和我最喜欢骑着车聊天,到了机关或者回到家里,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时间,也失去了自己;工作要努力是不必说的,回到家里有做不完的家务和照顾孩子。只有路上才是我们的时间。这个习惯沿袭到现在。
10月初机关例行放假,我和力理都值班。巧得很,我们都听到9月13日发生的使人难以置信的事件:林彪自我爆炸在温都尔汗了。我们在回家的路上谈论着这个令人震惊的新闻。我心底里总还将信将疑。力理在快到家时突然提出要去问问爸爸的想法。我想爸爸不会说,干嘛要使老人家为难呢!我也怀疑爸爸不会解释。力理还是坚持:“问问嘛。那有什么?说了更好,不说就不说呗。”
吃了晚饭,按说要散步的,可爸爸办公室的门关着。力理也不知到哪儿去了。我把两个孩子好不容易安顿上床睡觉,力理才笑吟吟地回来。我埋怨说:“人家都累死了,你干嘛去啦!”力理笑着说:“你猜。”我一下想起路上议论的事:“你问了?”我一下来了精神,“怎么样?”力理挨着我坐下:“爸爸说,你是党员,我也是党员,你来问我,我不能扯谎。然后我们就谈了起来。我要出门时,爸爸叫住我:我们说的事,不要对良翚说。她不是党员。”力理说着笑了,我也笑了。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是我们党在组织上已经瘫痪的状况下一位老党员的党性的表现。尽管力理确实再没有和讲什么林彪的事,但我知道了两点:一是林彪的事不是讹传,二是我不能不注意到虽然见不到党的组织活动,但党的组织性、原则性在党员们心里是存在着的。
那一夜,我和力理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我们一起失眠了。为着党出了个林彪。我也想到了些别的,爸爸对于我的要求是不同的,小时要我守纪律,好好学习;工作了,要好好工作,现在他说“良翚不是党员”。我在家里被划了出来,我是家里唯一的一个非党员了。
记得那还是我参加工作以后发生过的一件事。我刚参加工作,听到的见到的我都没有认真去思考,也没有认真地去调查,只见到些不好好工作的人,只听到些别人不认真工作的事,想到自己,便有些自得自慰之意。一天,我在家里和爸爸闲聊,我笑着说到我的工作:“嘿,只要对得起人民给我的四十六块钱就得了,对得起八小时就得了。”我简直没想到爸爸听了这话,一脸怒气:“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嗫嚅着:“人家,人家……”“人家,人家是人家。我问你:你生下来就拿四十六块钱!你怎么长这么大的?你怎么有能力工作的?我不问‘人家’,我只问你!”我一声也不敢哼,是啊,我除了认真、努力工作外,我无权谈别的。没有延安的小米,就没有我;没有我小学的老师、阿姨,我不会有今天;没有中学、大学的老师和国家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怎么可以张嘴说起了价钱!这种市侩的东西居然在我的身上也有了市场。
这件事,我经常想起,每想起来,又总是有些伤心:我看事物的消极东西太多,积极的东西太少。也许就因为这个,爸爸要求我多学习马列,学习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社会,去学习先进。也许就因为这个,爸爸不认为我不只是组织上没入党,而思想上也远远不是个党员吧。我第一次感到了爸爸对我的要求。
 
               编辑:江福元 车清珍
 
 
 
时间:2015-02-06 16:36  来源:中国 红安将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