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书和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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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有许多书,这是在爸爸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的。但究竟有多少种?多少卷?我没有听人说清楚过,包括爸爸的秘书。当然,我也不知道。只知道爸爸办公室除开有窗户的墙面,都立有一人多高的书柜,此外还有一大间书房:一面是窗户,三面墙也立着高大的书柜;屋子中间用两排背靠背的书柜,把屋子隔成“里外间”。这所有的书柜里全是满满的线装书或者洋装书。虽然我没有翻看过,但从书脊背上,我分辨出其中有天文、地理、文学、历史、哲学、法典等方面的书,还有工具书。这么广泛内容的书,我不知道爸爸是不是都精读过;可我知道许多门类、学科,爸爸都涉猎过,而对一些学科又十分内行,比如法律、历史和文学。
爸爸拥有这么多书,也还是不断地买书。在外地,他也常买书。他几乎每一次从书铺、书店和地摊离开,都不会空着手的。他又绝少把书买重,除非是不同的版本。
记得我小时候随爸爸到厂甸去玩过一次。那里的厂甸真使我眼花缭乱:彩绘泥塑的小人、小动物和各种民间的竹木玩具,糖葫芦一大长串和热气腾腾的北京小吃,加上那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嘈杂声、吆喝声,真有些春节的热闹气氛。那里有些摊位是我根本不感兴趣,却又不能不站在旁边的,这就是书摊。我的爸爸津津有味地在那里翻看旧书、字画、古玩。爸爸总要挑上些东西才走。爸爸有一只玉雕小母鸡,怡可盈握,就是那一次的收获。当然,爸爸主要买的还是书和残破的碑拓。
书对爸爸太重要了。他坐在办公室里,手里如果没有文件、报纸,就一定有一本书。他从早到晚,年复一年地读。我这样一个年轻幼稚的人从他的谈话中得益不少是可想而知的,那么许多专业人员也会在与爸爸的谈话中得到启迪和教益。比如植树,他把为什么植树,如何管理、经营等写在诗里。这诗收入爸爸的诗集。爸爸关于植树的知识,我想最初正是来自书里。
爸爸有这么多书,又爱读,所以很爱惜它。他几乎从不在书上批注、圈点、勾划。不过,也有例外,那是一本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书名我忘了。爸爸去世后,西柏坡革命纪念馆的老白同志到家里找妈妈征集遗物,妈妈给了很多的书,我在成堆的书中看见了这本书。书薄薄的,书页上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地写着字,行间还有圈点,我真正不胜惊讶!因为爸爸是从来不在书中留下墨迹的。记得我小时候有一个学期对课本很不爱惜,在语文课本的空白地方用红蓝铅笔画“白雪公主”,画碧眼红唇的洋娃娃。一学期下来,书皮的四个角也像卷心菜似的。爸爸见了,又叹气,又摇头,眼睛眄视着给我讲爱护书籍的道理:“一呢,你读过了,还可以给别人读,书不就教育了两个人吗?就是没有别人再读了,你还可以复习呀。二呢,书也是工人叔叔劳动的成果,捡字、排版、印刷、装订才能成书。你们说热爱劳动,工人叔叔付出的劳动你都不尊重,好不好?”此后,我养成了不在书上乱画的习惯,学会了爱书。而现在,我成年之后,却见到了爸爸在书本上的笔记、心得。在书本里认真地写读书笔记,与我的乱写乱画,本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但爸爸说过他不爱在书上涂写的,也许仅此一本也说不定呢。可惜,我来不及细看书中的笔记,书已被征集走了。
经爸爸看过的书,绝不会在他手里弄脏或损坏。即使是一本已弄残破了的书,他也会尽可能粘补好。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江青说有几部外国文艺作品写得好,我告诉了爸爸。爸爸请秘书去图书馆借,没有借到,我只好四处寻找,向我的一个同事借到一种,但书已破旧了。爸爸一边看,一边帮助把快撕下的书页粘好,把极破损的书皮粘好,还包上封皮。
爸爸对他的藏书很珍爱。每搬一次家,都要亲自给书柜编号,参与捆书、装箱。安定下来,又总要亲自清理、上架。经他清理上架的书,他了如指掌。这话毫不夸张。记得我上中学时,有一次爸爸生病,躺在床上不能动,把我叫到床边,说要看书。爸爸把书名告诉我之外,又具体告诉我:书架在书房的哪个位置,靠哪面墙,在书架的第几层,是左手或右手边的第几本。我毫不费力地把书找到了。爸爸笑了,很得意地把书举起来,说:“看,我说得不错吧?”后来,还有一次,爸爸在广州养病,要看的书没有带,来信要我带去。他还是同样把书的具体方位相告。我果然在那里找到了他要的书。这正如他的诗里写的:“屡试不一爽。”
爸爸爱书,珍惜书,同时也很慷慨。
1981年3月10日在政协礼堂的一个会议室里召开了一次抗大第四大队的教员和学员的座谈会,会上何长工叔叔讲了一个小故事。在长征途中,何长工叔叔是警卫队的队长,他所警卫的队伍中有徐老、吴老、谢老和我爸爸以及好几位叔叔。何叔叔讲:“那时候行军很紧张,可这几位老人家各自都有不少的书,行起军来,他们都是书骑牲口人步行,行动怎么能快呢?我看书是个大包袱。我就想:怎么才能扔掉包袱前进呢?哈!”何叔叔笑着说,“那时候我年轻,也想不出好办法啦,就下命令:‘烧书!’董老一听就表示:‘服从命令。’可是徐老说:‘谁要烧我的书,我就和谁拼命!’拼命噢,哈!”何叔叔开怀地笑起来:“那时候,我年轻、幼稚,不懂事,火气又旺;他说要拼命,我就硬是要烧,和徐老顶上牛啦。”董老来找我:‘长工,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的书你拿去烧。我的马还可以驮一些徐老的书。另外,你去和警卫的战士们商量一下,每个战士帮助徐老背几本书,少则两本。这样你看行不行?’”何叔叔讲到这里,又是一阵大笑:“董老和和气气地解决了我和徐老顶牛的事。”
爸爸那么爱书,却不得不焚毁了他自己的书。不是一本,而是一捆捆、一袋袋!我想,这也许不仅是一种牺牲精神,而是更多地坚信未来吧?何叔叔的话又使我忆及和爸爸一次简短的聊天:我不解爸爸的藏书购书日期最早只有抗战时期的,长征时期的一本也没有。爸爸平静地回答说:“那是战争年代呢,女儿!”现在我才知道,爸爸那时是奉命焚书了。
爸爸最看重书,不期招来了焚书。但他爱书的习惯还是不变。爸爸每一次离京外出,首先考虑的还是书:带什么书,如何装,一到目的地,先把书清理到书架上,再去放置其他生活用品。
爸爸爱书,他自己看,也借给别人看。只要有人提出书名找他借阅,他一定出借。爸爸很喜爱他藏书中的碑贴和书法、字画,这一部分不是放在办公室,也不是放在书房,而是放在他的卧室。他给每一本贴写了书签,夹在书里。书平放在书架上,可以不用翻就找到那所需要的书了。记得我参加工作后,我们单位一位美术编辑代我借魏碑,我就去找爸爸。爸爸过了两天交给我一本,说:“比较一下,这本好些。”爸爸就是这样:他爱书,并不守私。我想这是对待书的最好的态度。
爸爸的藏书,有一个特别标志,就是所有的书都盖上了一个椭圆形的“乐益堂”的藏书章。
“乐益堂”是解放初期我们家住在王府井北口不远的锡拉胡同时,爸爸客厅的匾额。匾额是这房子原有的。我记得从那时起,爸爸的藏书就开始有了这样的章。章子还编有年月日,这样对他的书购进日期也有了一个准确的记载。所以有章,大约是生活平定安稳了,有藏书的条件;所以取“乐益堂”,大约书之于他,真是有乐有益吧。我从未就这个藏书章问过爸爸,不知猜测的对不对?
爸爸的藏书章只有这一枚,而私章却有许多方。他所有的书上都加盖藏书章,这是他的习惯。但的书法、题字上却从不加盖私章。爸爸总是积累了一些“题字债”后,集中“还债”。一天,我看见他给别人题字、题诗后不盖章,就问了为什么不盖章?爸爸说:“盖章,无非是说这字真真正正是你写的。但,不是已落款了吗?章子是可以伪造的,也好伪造;而字呢?每个字,通篇的字都去模仿,都去造假,却不可能了,字的真伪是好分辨的。所以我不信任私章。不信任么,就不用。”
记得有一方印我曾代爸爸使用过一次。那是荣宝斋的同志在我面前展开廖承志同志藏的一幅何香凝老人画的墨梅,指点我从色彩上欣赏画面,说:整幅画都是黑的,想请董老加盖一印,以阴文为佳;这样以墨为主,黑中有点红,整幅画就会更有生气、更协调。我答应征求廖承志同志和我爸爸的意见。后来经普椿同志同意,我爸爸也从画面上考虑,同意荣宝斋同志的意见。我从爸爸的许多方印中找了一方钤上。但荣定斋的同志说,“太大了”。
爸爸去世后,我把爸爸的印章各盖一个在他给我题的册页上,又各印了一个在他题给我的两首诗上。事后想想,这不合爸爸的本意,心里有些不爽,总感到自己有些俗气似的。聊可自慰的是,我存有爸爸的全部印拓了。
 
 
                                                                编辑:江福元 车清珍
 
 
 
时间:2015-02-06 16:56  来源:中国 红安将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