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看 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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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极喜欢京剧艺术,却有整整十年疏于看舞台演出了,包括演了八、九年的八个样板戏。
记得1974年春的一个周末,除爸爸之外,我们都坐在敞亮的客厅里。这座两层高的小楼房原是谢觉哉伯伯住过的,我们家1974年迁居这里。早在1972年,我们家就是一个“满员”的大家族了:哥哥家有了一胎双生子,弟弟家有了一个儿子,我家有一儿一女。那一年,我的四口之家从爸爸的大家庭中“分裂”出来,搬到离我的机关不远的地方单独居住,每逢周末才回娘家团聚。
那天晚饭后,大家照例坐在大厅里看五个小把戏玩闹,这是伴随着不吸引人的电视节目的“节目”。我偶然瞥见爸爸夹在人群中匆匆从门外走过,我赶忙追到走廊里问:“爸爸,这么晚,你干嘛去呀?”爸爸回头告诉我:“陪客人看戏。”爸爸说的客人,泛指外宾;戏,自然是样板戏。我不满地嘟嚷:“嘿,这么冷,非你陪才行吗?又何况是样板戏……”爸爸在门口立住脚,用无可奈何的口气说:“八个样板戏演了这么多年,我只在电视上见过,真正的舞台演出还没看过几出呢。”我不再劝说,目送着爸爸的车驶出了院子。我的心里留下了一种难言的悲苦与愤懑。我的儿子是1970年出生的,他从牙牙学语到已经会唱“老子的队伍才开张”;可我的爸爸连八个样板戏还没有全看过。
我因为生性慵懒,少于追求,加之对于生活情趣没有特别的爱好,也就无所侧重,当然也就不能体会失去爱好的苦恼。自爸爸那晚看样板戏后的许多年来,我曾反反复复地想过。这“想”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一种沉重感。
这沉重感似乎与爸爸那晚匆匆赶去看戏时的形象分不开;他穿着厚厚的藏青色呢子大衣,长长的米色围脖在颈子上缠得比头还大,一只很大的口罩松松地遮挡在口鼻上,由于太松,他又不得不用左手稍微扶着些。这又使我联想起我少年时代看戏的一些事。那时我们进京不久,我因病休学在家,常有机会跟着爸爸妈妈去看戏。那时候我不问看什么戏,只要爸爸妈妈去看,我就跟着钻进汽车。我到过吉祥剧院,也到过长安大戏院或什么别的园子、剧场。在看戏的路途中,爸爸总会讲点什么,像什么吉祥剧院在京剧界的地位啦,什么二黄和湖北的关系啦,以及在剧场应遵守的规矩啦,等等。
那时到了剧场,我常很不情愿地挨着爸爸坐下;他对我管得太严了。开场锣鼓敲响后,爸爸就要我准备好;帷幕拉开,爸爸就不准我东张西望;不准我的头左右摆动;不准我在坐位上垫过高的东西;不准说话和大笑;包括不懂也不准问,除非在幕间。所以我看戏常会睡觉,直到快演完时才被叫醒。爸爸老是笑我:“不叫你来吧,你不干;叫你来吧,你不看。在延安就是这个习惯,也是老习惯了。”
我上了大学,有时陪爸爸看戏,只有在他听不清唱词又看不清字幕时,我才能在他耳边小声地念念。
我们外出看戏都是妈妈掏钱买票。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爸爸知道他去戏院看戏是有另外一些保卫人员跟进场的;而他们的票钱是由国家开销的。爸爸为此很感不安。后来,爸爸便很少提出到剧场去看戏了。在我的记忆中,爸爸最后一次买票看戏,是在京剧样板戏走红之前一段时间。一天下午,我从学校回家,照例到办公室去看看爸爸。爸爸见了我挺高兴地说:“你回来得正好!今天我请你看戏。”爸爸朝我笑笑,风趣地解释:“我请你看戏,可你妈妈的钱包要跳几跳咧!”虽然妈妈对爸爸的本来不多的要求,如买书、买字画、买笔墨纸张和有时买戏票是根本不限制的,但爸爸这些要求还是常常要找个由头提出来。我会意地笑了笑。爸爸看我一眼,赶紧申明:“我看过了,真的。”我忍不住“哈哈”地笑了起来:我不懂京剧,当然也不入迷;妈妈对川剧之外的一切戏剧都是“一视同仁”的。爸爸被我笑得有些不自然地说:“你不知道,这出戏虽是鬼戏,但表演好呵!钱浩亮是我们培养起来的年轻演员!”我看爸爸认真了,忍住笑也正色地问起来。原来爸爸的确看过一次《伐子都》,对钱浩亮站在几张桌子上长靠后空翻下十分赞赏。爸爸强调“是我们培养”的,这个“我们”指的是党和政府。
晚上,我和妈妈陪着爸爸去看戏。爸爸照例地穿戴上他一大套行头:那件浅驼色的长夹大衣,一顶普通的同色干部帽和一条白色的长围脖,外加一个大口罩。只有这个口罩是爸爸的唯一的化装道具。爸爸戴口罩和别人不同,由于仅仅是“道具”。所以只把那最具形象特征的胡子遮盖上;鼻子很少遮挡。早几年时,尽管很冷,爸爸也不同意把口罩拉上来。妈妈常以此取笑爸爸:“这才真叫‘口罩’呢!”爸爸总是辩解:“那怎么办?戴在鼻子上,呼吸就不畅通了嘛!”看完戏,回家的路上,爸爸对于钱浩亮的表演还是惊叹不已,对我国京剧艺术可喜的继承和发展赞不绝口。
爸爸很喜欢看他所熟悉的那些传统剧:《贵妃醉酒》、《宇宙锋》、《捉放曹》、《击鼓骂曹》、《草船借箭》,等等等等。这些戏我陪他不止看过一遍。有的戏,爸爸看得很熟了,收音机里播放时,他和着板眼一边拍打着扶手,一边微微摆着头,轻声地哼着唱词。爸爸对传统戏的爱好,一点也不妨碍他推崇现代戏。记得现代戏会演时,我曾跟着爸爸看过几场。我虽然年轻,却很守旧,看现代戏总感到别扭。我嘲笑舞台动作的夸张和缺乏生活气息。爸爸对我很不以为然,他问:“古代人的生活你知道吗?不知道。你怎么会觉得艺术就反映了生活呢?还不是想当然。”爸爸批评我“想当然”的毛病有很多次,这回大概我的老毛病又犯了。爸爸见我还想申辩的样子,就为现代戏解释:“现在的生活你了解,你可以说它不像,可这是演戏嘛。”爸爸对京剧表演的不足充分谅解:“演戏本不是生活。”我仍不服气:“演戏当然不是生活,可来源于生活呵。”爸爸认真地、不容我插嘴地说:“要允许现代戏的表演艺术有一个提高的过程嘛!”爸爸是对的,我不再争辩了,但还想找个台阶下来,就挑剔现代戏中的正面人物迈四方步的样子,爸爸也为之解说。
爸爸对京剧艺术家们的表演和唱腔的风格都很熟悉,什么梅派、程派、谭派、裘派等等,收音机里播送的京剧唱段,他只要一听,就能分辨出是哪一派的。偶尔还会轻轻地唱几句,不过,他实在不想让别人听见他唱,也许我是他唯一的“听众”呢。京剧艺术是博采精英形成的,它的爱好者也很不少,我爸爸就是其中之一。爸爸除了爱好京剧,还喜欢家乡味道浓郁的楚剧和汉剧。此外,便是喜爱川剧,我想倒不是因为妈妈是四川人的缘故。川剧艺术语言幽默,动作夸张,有它独特的风格,颇使川剧受原来那些中南海“老居民”欢迎。爸爸、妈妈谈笑间常引用周企和、陈书舫的一些台词和表演。
所有舞台艺术中,爸爸对音乐、舞蹈、话剧的兴趣远不如对戏剧浓厚。一是不常去看,二是不见他评论。但记得有一次,我随爸爸去看过一次演唱会。有一位女独唱演员十分受欢迎,在一阵阵的掌声中,她一唱再唱。我和着别人的掌声,也使劲地拍起巴掌来。其实我并不懂音乐。三支歌子过后,爸爸就不再鼓掌了。开始他还有兴趣地看大家欢迎演员唱歌,演唱了好几首后,爸爸不准我再鼓掌,不安地对我说:“哎呀,演员的嗓子要搞坏啰!”爸爸四下张望,很焦急的样子,像是等什么人来给这位歌唱家解围似的。看完演出,回家的路上,爸爸教训我:“以后不要这样噢,唱歌多累呀!顶多请她唱三支歌。听到没有?”我心里很不以为然,很怪他多操着一份心。也许时间的流逝使我理解了爸爸,我感到这才是他。爸爸心里总装着别人。
我们刚搬入中南海时,爸爸并不喜欢看电影。每到晚上有电影时,妈妈就上阵,催请爸爸动身。爸爸总是无可奈何地答应着“好,好,好”,随妈妈走出办公室。妈妈的劝降书总是:“看了一天的文件,休息一下嘛!”然后摆出“持久战”的架势;坐在爸爸躺椅对面的沙发上。“文化大革命”中,电影也没有了,每晚坐在家里看电视。爸爸看电视主要是看新闻。有了一群小孙子之后,爸爸一边看电视,一边和小把戏们共同消磨晚饭后的时光。小孩子们玩累了,去睡了,爸爸又回到办公室,坐在躺椅上,回到文件、书籍的“黄金屋”中去了。
关于看电影,还有我上中学时的一件事。有一次期末考试前的一天晚上,我到西楼去吃饭。我父母不在京时,我和弟弟偶然在西楼搭伙。西楼的一间餐厅有时兼作电影场,两者只有一个屏风相隔。那天吃晚饭时就听人说晚上有电影,而且是英语版的鬼电影。鬼故事的电影对我可有诱惑力了,我就磨磨蹭蹭捱下来看电影。灯熄了,我赶紧坐到一位翻译叔叔身边。每出现一个镜头、一个人,我都紧张地问:“是鬼吗?鬼快出来了吗?”一会儿,鬼真的出来了,吓得我赶紧跑回家去,一夜也没有睡着。一两天后,听说康生看了这部电影,坐在沙发上,因为身后边出了点声音,竟紧张得弹跳起来,跌落到地上。过了两个来月,爸爸妈妈从外地回来了,不知怎么也听到有这么一部片子,就请有关同志安排一场。我知道了,就劝说:“爸爸,算了吧,挺吓人的呢!”爸爸轻蔑地说:“真的?我就不信。”我还认真地争辩:“不是我一个人怕,小曹起夜时,把走廊的灯全打开了;还听说康老吓得都摔倒了呢。”小曹是爸爸的服务员曹万春同志。爸爸听了,淡淡一笑说:“我硬是要看。共产党员怕鬼,还算什么共产党员?”爸爸看鬼电影之后,一天散步时我问爸爸怕不怕?爸爸轻松地两手转动着拐杖,说:“有什么可怕?我简直看不出来。”我说:“有那么长的獠牙啦!”爸爸反问我:“首先,你说世界上有没有鬼?”我摇了摇头。爸爸满意地朝我一笑:“没有,好。没有么,你管它牙齿长、牙齿短做什么?”爸爸逗我地一扬下巴:“资产阶级中,有的人要寻求刺激,有的人就给他刺激,赚他的钱。这部片子就这样出世了。”爸爸停了一下又说:“电影还不是人拍的。鬼也是人造的嘛!”爸爸这么一讲,我觉得自己也很可笑。
 
             
                                                             编辑:江福元 车清珍
 
 
时间:2015-02-06 16:58  来源:中国 红安将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