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随妈妈回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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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秋,我随学校师生组成的工作组到湖北江陵地区参加“四清”运动,进村后不几个月,便染上了肝炎。于是1965年春,我滞留在武昌。张体学叔叔知道了我的情况,不由分说地把我接到他的家里养病。张叔叔住的房子是一片酱红色双层住宅楼中的一栋,与别的楼房的区别,是别的楼房周围种了花花草草,而这座楼却没有种,这大抵是张叔叔和林少楠阿姨的工作都很忙的关系吧?
妈妈得知我卧病武昌,放心不下,特乘火车来督促我检查、治疗。那时爸爸正一人在广州休养。妈妈来看了我,心里又惦念着爸爸。当我检查得差不多时,曾给爸爸写信,说我想跟妈妈去看他。爸爸很快回信说:首先要看病有无传染性,然后才可以考虑广州之行。因为爸爸说:广州不只他一个人在休养呵。
也许由于我年轻体质好,也许由于治疗及时,你的病情很快稳定下来,几项指标还开始渐渐下降了。医生嘱咐我“注意休息。”我问:“我的病,有没有传染性?”医生说:“早过啦。”于是不久,我就和妈妈到了广州。在广州,朱老总、贺老总、柯庆施和爸爸相约到四川视察,爸爸同意了,于是大伙笑爸爸是“四川女婿回门子。”不消说,我和妈妈也跟了去。第一站是成都。一到成都,妈妈就想回老家看看,爸爸也很支持。妈妈曾多次讲过:“我的家乡才好噢!”我也想走趟“姥姥家”。其实姥姥家已没有了姥姥、姥爷,只有两个舅舅和我的几位表兄弟。
万源县在四川西北山区,县城坐落在高山环绕的一个小坪坝子里。城外不远有一条大河静静地流过,早晨和黄昏时,淡淡的水雾从河面升起,在层山叠嶂中飘逸而出。那山、那水充满了生气,如诗如画。妈妈的老家却还远着,在那很远很远的山旮旯里。妈妈和我在县城住了一夜,就往姥姥家去。其实,姥姥家连舅舅也没有,只有一位表兄,算是“烟火”有续吧。
我是第一次进这样的大山。山、水、草、树都那么协调,那么天然有致。峭崖上的苍松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崖壁上风化的石孔犹如精心开凿的月洞门,山间垂下一挂挂飞泻的瀑布……这些都是上电影镜头的美景。在这美妙的大自然中,我真正地感到了知识的贫乏,也学到了不少东西。爬山的时候,我知道了哪种草不可以借力。它们有的叶子像锯一样,扎根在浮土上,茎节一拉就断。我知道了哪种草不可以去拨弄,它们有的茎叶有细刺,汁液有毒……一想到自己是个大学生时,我就很觉得惭愧。
我们走进了群山中一座孤零零的小屋子里,这就是“姥姥家”。妈妈小时候住过的老房子没有了,这是老屋基上建起的新房。在这里住了三晚。妈妈说这新房子“不如老房子”。我想,一定是妈妈想家,在印象中美化了它,然后用完美了的家来和这个现实的房子作比吧?也许,是老屋子能勾起妈妈更多美好的童年回忆,而现在不能的缘故吧?住在这里,每天晚上,妈妈找家乡的亲戚、朋友和生产队的干部谈话、聊天,了解农民的收入,我是“当然的”记录员。他们津津有味地讨论,回忆着哪块地种什么,哪片土又种什么,收获多少,队里全年收入怎样,社员的分配又如何。对我来说,这些都是那么疏远,那么枯燥,慢慢地,他们的谈话离我的兴趣越来越远,妈妈就叫我去睡觉。我总是矇矇眬眬地爬上床,钻进那乡间特有的厚厚的被子里。后来我们又到了互相住得不近的两个舅舅家,各住了两天。
大舅舅是个地地道道的山区农民。他穿着灰黑色的长棉袍,腰间勒着布腰带,前摆撩起来,掖在腰际,头上缠着一条长长的白色包头帕子。他不爱说话,嘴角却老是在笑。他看着妈妈在笑,看着我也在笑。妈妈说:“你大舅和我很要好。大革命时我被关在县衙门里,没有吃的,你大舅就跑去给我送饭。他讨口、帮工,搞到一口吃的都给我送来。”我从心底里喜欢这个寡言少语的大舅。比起大舅来,二舅言语举止像个农村干部。他实际上就是担任了多年的生产队长。他头上也包着一条帕子,身穿一件小黑棉袄,腰带子上别着一支旱烟袋。妈妈告诉我:“你二舅是带头搞生产的。每天天一亮,他就背着锄头上山,社员们见了,也就跟着出工。另外,”妈妈忍不住笑了:“你二舅是干部,当上面要来查社员的粮食时,他就挨门挨户通知社员把粮食藏起来。”妈妈转脸问二舅:“有没有这样的事?”二舅叼着旱烟袋,笑眯眯地说着土话:“别个不够吃,没有力气,朗格上山做活路哇?”妈妈满意地笑笑对我说:“队里农民有得吃、填得饱肚子,怎么不欢迎你二舅做队长呢?”当时我乍听到这话,很不理解:为什么二舅不听党的话呢?为什么妈妈还支持二舅呢?这和爸爸、妈妈过去一贯教育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啊!过去我听到的都是:听党的话,党的决定都是英明的、正确的。那时我分不清个别领导人和党的界限,以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也有过几年的盲从。现在我比那时清醒了。我也觉得二舅是可爱的。他想农民之所想,不愧是一个好的农村干部。在山区,他“挨家挨户”去通知,翻过一个山头见到一户人家,转过另一个山嘴才能见得到另一户人家……
妈妈和我从达县乘飞机回成都。记得在离开前,送行的表兄亲热地拉着我说:“慢慢走啊,妹妹!”我看着飞机,笑了起来,妈妈睃了我几眼,见我还是不住地笑,只得说:“这死女子只是笑。我们乡里人,出门爬山,总要说‘慢慢走’。今天我们坐飞机,硬是不得慢咧,慢了,不就掉下来了?”
我们回成都后约两天,得到柯庆施病逝的消息。在那些天里,爸爸心情不好,也不出门,要我帮着妈妈把回乡的考察报告写出来。我写了一遍,给妈妈念一遍,反复修改两三次,妈妈认可了,才交给爸爸。爸爸一边看一边问我:“妈妈看过了没有?”我把稿子的进行情况汇报了,爸爸叫我把妈妈喊来。爸爸详细地询问妈妈在报告中谈的问题:当时,全国农村都在进行“四清”运动,所以首先谈了生产队的阶级阵线问题,干部“四不清”、软弱的问题,山区农业生产中的劳力集体化问题,山区的多种经营问题,山区的劳力安排问题……爸爸留下了报告,根据妈妈的谈话又修改一遍,要我抄清交他。他在誊清稿上又做了几处改动,又要我抄过,再做了一些修改才交打印,上报有关领导和单位。
报告的事似乎完了,但爸爸和妈妈在后来的谈话中多次谈到四川山区的农业问题,在谈别的地方农业问题时,也常以四川山区农业为例。记得爸爸不只一次地对我讲过:“中央对地方的的工作历来要求不一刀切。像平原和山区的自然条件不一样,一刀切,都像平原一样,怎么行哪?”爸爸笑一笑又说,“山区住得分散,耕地也很分散,你是见过的,是不是?你想,山区怎么可能和平原一样?平原,一敲钟,这声音传多远?山区,敲钟听得到听不到?从这个山沟沟到那个山梁梁去锄地,时间不是浪费在路上了么?”爸爸冲我伸出一个指头,“走到地头,还要坐下来,‘吸一锅子’呢!”我在京西北的山区参加劳动时,农民们就是这样:上工到了地头第一件事是妇女纳鞋底子、聊天,男人们都是“吸一锅子”。这“一锅子”的时间至少二十分钟。干了一会儿活,还要有“一锅子”。起初,我以为农民是为了照顾我们这些城市里来的学生,后来才知道,这是农民出工的惯例。
我回四川虽来去匆匆,但那明丽的大自然,那热情的乡亲,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编辑:江福元 车清珍
 
 
时间:2015-02-06 16:59  来源:中国 红安将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