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听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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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妈妈探亲回来,我便张罗着要回我那个“四清”工作的点上去。恰好爸爸一年一例地要回湖北驻足,这样我跟爸爸妈妈回到了武昌东湖住下。无论到哪里,爸爸总对秘书说:“因为我是个闲人,有时间出来走走。别人都是忙人,有工作,尽量不麻烦地方上。”到了湖北,爸爸也就是回了家,尽管爸爸很少找王任重叔叔和张体学叔叔谈工作,他们也是要来看爸爸的。爸爸在别人看了他后,心里总十分不安,老说:“我是个闲人,给他们这些忙人添了麻烦。”有时张体学叔叔在工作之余来陪爸爸散散步,然后匆匆忙忙坐车又走了。爸爸望着离去的车子感慨地对我说:“你看,他们是大忙人咧!”
记得有一次林少楠阿姨也来了。张叔叔陪爸爸在前边走,林阿姨陪妈妈在后面走。走着走着,林阿姨叫起来:“体学同志,你慢些走嘛,老人家赶都来不及了!”张叔叔抱歉地朝爸爸一笑,又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开始放慢了步子。散步的队伍缩短了,影影绰绰地,我听张叔叔谈的是省里的工作。走了不远,爸爸又开始追赶着张叔叔的步伐了。妈妈望着他俩的背影笑了,林阿姨笑着大声说:“你这个人,说着说着又走得快起来了。算了,算了,向后转。我们在前边,你们在后边走啊!”当然,张叔叔很快地把爸爸带到林阿姨和妈妈的身后。林阿姨压着步子走。……林阿姨的性格可不是火爆爆的,她总是慢条斯理的。张叔叔和林阿姨的性格相得益彰。
爸爸总是怕麻烦地方上,住在一个地方也难得动动。不知道张叔叔是怎么说动爸爸的,使爸爸决定随张叔叔在省里转转。这一次是我和张叔叔接触最多的日子;虽然我在张叔叔家住过一段,但他早出晚归,我基本上见不到他,这次倒是朝夕相处了。
我们坐汽车出发。一路上,张叔叔的车总是先走,爸爸的车几乎是见不到张叔叔车子卷起的尘烟的。而每到目的地,张叔叔几乎都在等着爸爸。
记得一天,我们驻足在一个水库边上。张叔叔听完了工作汇报,还站在烟雾腾腾的会议室里,我见张叔叔盯着烟缸里的半截烟头,使劲地吸着,好像极香似的。我不禁好奇地问:“张叔叔,您干嘛呢?”张叔叔一听见我叫,颇有些不自在,好像被我揭开了什么秘密一样,故意撇了个京腔:“不干嘛。”他虽说着,眼光却不离开会议桌上的那个烟缸,那烟缸里一股淡蓝色的烟正袅袅地直向上升腾。张叔叔又咽了口唾液。我笑了:“你想抽烟了吧?”张叔叔坦率地一笑:“我本来也不太想戒烟,可是小鬼们要我戒,还跟我打了赌,还把我的烟都收了去。有什么办法?”我知道他说的“小鬼”是指这次同行的一位服务员。我看着张叔叔的样子,很同情他,我想了一下说:“那到湖边坐坐,也许就不想抽了吧?“唉,”张叔叔又爱又气地叹了口气,“这小鬼!硬是管得严。”他轻轻拍了拍椅子靠背走出去,刚出门,又回身叫我:“楚青,你看老人家这么走累不累?”我一边走出门来,一边回答:“还好,我看爸爸吃、喝、睡都和往常一样嘛。”“那就好。这几天我都有些累了。只要老人家能吃能睡就好。”张叔叔靠着门框眯起眼,看着远处泛着涟漪的水库,微笑着又说:“楚青,你知道有一次我见董老,可狼狈呢!”记得张叔叔说了时间,也说了地址的,但我忘了,听人说:人本无聪明和笨拙之分,却有记忆力的强弱之别;记忆力强的便是人们所说的聪明,反之就是笨拙了。这话我以为不全错。因为我的笨,记忆力差也是原因之一呢。像上面讲的,我只记得张叔叔讲的故事,而故事的时间、地点全忘了。
张叔叔说,他所在的部队打了败仗,全队只剩下两个人——张叔叔和另外一个同志。他俩经再三商量,决定去找我爸爸。他俩因衣服褴褛,装成逃难的难民,好在当时难民四处流散。找到爸爸住的办事处,他一人先来到门口的传达室。传达员见他那身打扮,先有了几分警惕。张叔叔心想:如果直接说找董老,传达员见他那身装扮,先有几分警惕。张叔叔心想:如果直接说找董老,传达员一定不给找。所以张叔叔对传达员说:“我是董必武乡里人,来给他报丧。”传达员听他的口音和爸爸的相似,便去找了我爸爸。爸爸一见是他来了,立刻把他带到屋里,直责备他太大胆。后来张叔叔和那个战友在办事处藏了好几天。张叔叔对自己的机灵十分得意,笑了笑说:“结果董老把我锁在阁楼上,每天都叮嘱‘不要乱跑’。”记得张叔叔说到后来这一段就慢下来,似乎在回忆,也似乎重新体会革命同志的深情厚谊。
我听这故事之前,一点不知道张叔叔和爸爸很早就认识。我听见爸爸称张叔叔总是“体学同志”,虽然偶有称“张省长”的;我见张叔叔每每看了爸爸,爸爸总是站起来送,直送到大门口,有时张叔叔再三劝阻,也要送到办公室门口……我简直看不出他们是老熟人。
我还知道爸爸的另一个老熟人。那是1974年底,我因突然发现患有心脏病而随爸爸在广州休养,偶然碰到原四机部部长王铮同志的大儿子,我们曾经是同学。他告诉我:他爸爸想会会我爸爸。我转告爸爸,爸爸很高兴,请王铮同志来玩。一天,王铮同志带着他的儿子一起来了。王铮叔叔一说话,我很担心他和我爸爸怎么交谈?一个是满口我完全听不懂的福建话,一个是乡音少改的湖北口音。我疑惑地对我的同学说:“你参加他们的谈话吧?”他笑笑:“噢,怕他们语言不通吧?”我点着头,我的同学笑道:“你还不知道,他俩能交谈。刚解放北京那会儿,他俩就在一起工作过。”我诧异,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我相信他说的,因为关于爸爸的事,我知道得很少。过了一会儿,爸爸和王铮叔叔从办公室聊着走出来,在客厅又坐下聊起来。王铮叔叔的话讲得很快,偶然还借助一下手势,我看爸爸听得很高兴,不大插嘴。王铮叔叔他们走了以后,我给我的同学打电话,问他:“谈得怎么样?”他说:“当然好罗!”我仍然不放心,又问过爸爸:“王铮叔叔和你谈了些什么?”爸爸很有感触地讲:“王铮同志讲了他在倒霉的时候的遭遇。”爸爸说的“倒霉的时候”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一阶段,这是他常用的一个“隐语”。我从未听见爸爸笼统地批评“文化大革命”。他看问题常常如此,在不掌握全局情况时,就只是有什么问题谈什么问题。
经常有些傻念头从我心底里冒出来,就像现在这样,我想:我如果能够坐在那些熟悉爸爸或和爸爸一道工作过的人们身边,听他们讲讲“想当年”,那该多好。
 
 
           编辑:江福元 车清珍
    
 
 
 
 
 
  
 
时间:2015-02-09 15:14  来源:中国 红安将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