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破布·龙套·边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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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想,回顾一个人的一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顾此失彼、挂一漏万是常常有的,但正因为有那么几件事,只几件小事,就可以使人感到一个人的德操,那么,他一生的人品似乎也浓缩在小事中了。比如破布,少有人想得到这个家家都有的,又从没有大用场的东西居然是爸爸的自比之一。
我们住在中南海的家,是个两进的院子,爸爸的办公室是在一进院子的北屋西间。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一天吃午饭前,进了爸爸的办公室,在这个时候和爸爸聊天有两个好处:一是爸爸工作了一上午,饭前可以松驰一下;二是这个时间不会长,讨论问题不能长篇地发议论,即使有长文章想要做,一会儿就要吃饭了,也会岔开,爸爸不用动多少脑子。这天我进了办公室,见爸爸坐在躺椅上看东西,就走过去——爸爸只要不坐在办公桌边,时间就是有弹性的。爸爸合上手头的文件,侧过头看着我,浅浅一笑,把文件放到茶几上,夹进那一摞摞牛皮纸的“卷宗”中,然后靠在躺椅上,脸朝天花板,闭上眼听我东拉西扯地讲我的见闻和我的评论。我坐在那张摇椅上,轻轻地用脚尖点着地,使摇椅微微地晃动着。记得我谈起怎么做人时,曾露出一般青年人有过的:如果我生在旧社会,也会闹革命,也会长征……爸爸轻轻地笑了笑,侧起身,看着我。我感到那目光绝不是赞许,当然也不是嘲笑,而是一种“理解”。爸爸伸手端起茶几上放着的那把宜兴泥壶,刚饮了一口,壶身里咕噜咕噜地响起来,我跑出办公室,拿来热水瓶,给小壶里续上水,没倒好,洒了一滩水在茶几上。爸爸微微一摇头,扫了我一眼,双手赶紧挪动着茶几上的文件、报纸。我转身把暖瓶送出去,拿来了抹布,擦试着。爸爸瞟了一眼抹布,抬头盯着我:“我常说我是一块破布,你看!”爸爸稍稍一扬下颏示意我注意自己手中的抹布:“党要我做抹布,我就做抹布。”我看了看满头白发的爸爸,又不以为然地翻动了一下手中的抹布。爸爸看着我,抿了抿嘴,胸臆间嘿然一笑:“你看它不起?你现在不是正用它抹桌子吗?抹布也是需要的哟!”那时我觉得这个比喻很不雅,也不是很妥帖,就朝爸爸笑了起来。爸爸惊讶地瞟了我一眼,我还是笑,笑着扭身出去放了抹布回来,坐下:“爸爸,破布当然只有做抹布罗!”爸爸认真地听了,眨了眨眼,无声地笑着:“也不见得。还可以补衣服嘛。”说完,爸爸靠在躺椅上,头也枕下去,眼睛轻轻地闭上。右手在胡髭上摸了摸,放到扶手上轻轻地左右摩挲:“破布,自然只能派破布的用场了。”爸爸那样的真诚使我再也笑不出来了。
写到这里,万端思绪中又理出一个头儿来:爸爸长征时做过家属队长,那还是从江西根据地出发时的事。也许正因为他做了家属队长而不得不留下那位江西的我的母亲吧?——我曾多次想问,却始终因为我顾虑爸爸从没有直接对我说过这件事而没有张口。“带家属队,”爸爸回忆说,“谁都不愿意。叫我去做,我就去做。工作总要有人去做的嘛!那时一到宿营地,就号房子。号到房子,分房子才是个大难题。房子嘛,总有好有坏,常有争好房子的事情发生,搞得派房子的同志没有办法分派,就跑来找我。我有什么办法?我又变不出来好房子。我就对他说:‘把最坏的房子,没有人愿意住的房子给我住。’好,这样就好分了。”爸爸把手一摊,笑了。
做家属队长繁琐得很,爸爸却没有更多地说过。在他去世后,妈妈邀请到那位曾在家属队做过后勤的叔叔到家里来,说起长征中的一段生活,叔叔不无钦佩地说:“他那么大年岁,自己要行军,还要照顾队里的工作,真不容易。有一次,一个同志要生孩子,可大部队都走了,董老和我留下来,还有两个抬担架的民夫,在一间破房子外坐着等,嘿!叔叔笑着说:“能听到敌人的枪声了,孩子还没有出生!我急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董老却稳稳地坐着,说:‘别急,想想看,还有没有该归还而没有归还的东西?’这样一说,我就仔细地想:借了什么,归还了什么……也不那么干着急了。”叔叔喝口水,笑了:“哈,就这会儿,孩子诞生了。董老一边安排担架先走,一边叫我处理善后。真紧张呀!我和董老前边出村,敌人后边就进了村!”
就连这样的小故事我也没听爸爸说过,也许他不觉得这些小事值得一讲,也许这些事根本就不在他的脑海中贮留。
记得罗青长叔叔给爸爸讲过,在延安党校时,爸爸给他们班上课,课堂上提问罗叔叔,罗叔叔答不上来,爸爸没有叫他坐下,罗叔叔还站了好一会儿呢!爸爸听了这个故事,惊讶地问:“是嘛?我一点点也记不起来了。”等看到罗叔叔肯定地重复讲时,爸爸笑了,哈哈地笑着,摸摸胡子。
我相信长征时的故事,如果给爸爸讲起来,他也会和我一样津津有味地听,然后大为惊讶:“是嘛?我一点点也记不起来了。”他记不得了;事情太多,年代太久。就是六十年代初发生的事,我想爸爸也一定不会记得。然而我都记得。记得我上大学时,大约是1963年吧,爸爸曾向中央提出不做国家副主席了,也到农村去蹲点。我听了,笑他:“你前边走,还要人在后边照顾。”爸爸认真地解释:“农村也有老年人嘛,我还可以锻炼嘛。”我笑着说:“你能干什么呀?”爸爸争辩道:“我可以拾粪哪!”我嘲笑他:“粪叉当拐棍?”爸爸宽厚地扬起头,摇了摇,自信地:“开始,粪叉免不了要当当拐杖,粪筐也不会装得满。慢慢地,粪叉就不会做拐杖了。对不对?”这件事,我相信爸爸也会忘了,但不会忘记他曾认真地提出过辞去做副主席的事。
爸爸不以为自己做了江西苏区时的法院院长,就可以不去做个家属队长;他也不以为做了国家的副主席就不可以改做拾粪的工作。他认为这都是工作,是革命的需要,是工作岗位的不同。
记得我上大学后的一个盛夏的一天晚饭后,和爸爸坐在前院乘凉。我穿着灰府绸无袖连衣裙,光着脚,爸爸却还穿长袖白绸衬衫,着米黄色卡其布裤子,踏一双小圆口的青布鞋,轻轻挥着一柄广东新会的葵扇,缓缓地摇着,似乎只是为了驱赶蚊子。爸爸办公室的收音机里正播送新闻,服务员同志特意把音量放大,使在院子里的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我们一面听,一面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着聊着。扯到工作岗位上。爸爸舒适地靠在藤椅上,仰头看着天上稀疏的星星。“你看,星宿都是不动的吧?”爸爸微笑地考问我,“其实它们也在动,拿几百年前的星图比较一下,你就可以发现它们的相对位置不同了。这还不是变?是变。整个天体都在变。这是宏观的。”爸爸把左手轻轻地放在扇面上比划,食指和拇指似乎捏在一起,眯着眼看了看我,戏谑地一笑:“那么微观呢?细胞形成、生长、成熟、死亡,不也是在变?”爸爸挥了挥扇子,并不想等我回答:“一切都在变,都会变。那么人的工作岗位就不可以变?就不能变?”爸爸聊天时,常常这样提出问题,他的问题并不准备对方表态支持:“我看可以变。”他的结论常使人感到除了逻辑推理的结果外,还是他深思后的结论。爸爸的议论我不十分理解,虽然我觉得他说得很对。爸爸进而说:“我现在老了嘛,做不了什么事了,跑跑龙套就是了。其实我的一生也只是跑龙套。”我深为不解地把双手拢在胸前,盯着爸爸的脸。爸爸以为我不懂什么叫龙套,“你懂不懂什么叫跑龙套?”他一边说着,一边像唱戏的跑龙套的人一样,右手满把握住扇柄,左手在下面空握着,两手向前伸直。“演戏时元帅呀、大官呀上场,有四个拿小旗子的人,在后台就开始‘噢——’的,一直到上场。这就是跑龙套的。除了壮壮声威,起不了什么大作用。我一辈子就是做这个的。你懂不懂?”爸爸说的我当时的确不十分理解。我的面部可能流露了这个表情。“虽然跑龙套的不重要,也不能乱来。”说到这儿,爸爸忍不住笑了,“侯宝林的相声不是说‘怎么,一边一个一边仨?’这就不行了。唱戏有唱戏的规矩,生活中也是这样,不要小看跑龙套,跑龙套也要认真,也要努力咧!不然也会搞成一边一个一边仨哟!”
很巧,办公室的收音机扬出京剧的一阵紧锣密鼓。爸爸不禁哑然:“你听,这一套锣鼓多热闹啊!有锣、有钹、有鼓……你听。”爸爸侧耳听着,左手在扶手上轻轻打着板眼,并指点我听。我在错落有致的声响中听到一种短促的鼓声,我望着爸爸,爸爸说:“这叫边鼓,一出戏中,只有一样乐器,行吗?不行。偶尔为之,也不是不可。但一台戏是不行的。”爸爸欠身向前,扬起眉,“中央的工作就像一支大乐队,有司鼓,有司锣,有司钹,有司弦。我呢?就是那个敲边鼓的。”爸爸对这个比喻很满意,笑了。
爸爸逝世前,我对于爸爸的了解没有超出一个普通中学生对于党史的知识水平。爸爸很少很少对我说他的过去。写到这里,使我想到我应该感谢湖北武汉大学的两位老师,一位姓哈,一位姓戴。他们在湖北省委的支持下,对爸爸的历史做了比较多的、比较详细的了解和调查,他们曾向我们兄妹介绍过爸爸在建党之后、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活动。我从他们的口里才开始认识我亲爱的爸爸。我常想我作为子女,竟然对父亲了解得那么少,显然是很可悲的。我不用心,不懂事,不好学啊。
爸爸从读私塾、参加科举、梦想仕途,到投身辛亥革命,继而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并为之奋斗了五、六十年。他有着一个多么丰富的、多么富于时代气息的一生,他一直有着一种可贵的进取精神,但他却认为自己仅仅是一块破布;只是一个跑龙套的;一个敲边鼓的。他甘于承认和承担破皮、龙套、边鼓的责任。这就是他,我亲爱的爸爸。
 
 
                                                                 编辑:江福元 车清珍
 

 

 
时间:2015-02-09 15:18  来源:中国 红安将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