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爸爸惦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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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写下爸爸和我谈起过的一些人。这个念头是在我参与整理和编辑爸爸的诗选集开始的。
《吊赵一曼烈士》这首诗是爸爸1963年12月6日作的,查这个日月和赵一曼烈士的诞生、就义都没有关系。爸爸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写下这首诗呢?我和整理、编辑爸爸诗选集的牛立志同志讨论起来,尽管她始终没有表示同意我的猜测,我还是固执地认为:这首诗和我之间是不无联系的。
我上大学后,到了三年级才逐渐和系里本年级别班的女同学熟悉起来。这才知道凌子风同志的女儿也跟我是同学;又知道电影《赵一曼》中饰赵一曼的演员是我这位同学的母亲。在一次闲聊中,我向爸爸讲了这段轶事。他立即问我:“他们怎么样?石联星同志最近演了什么片子没有?他们两个人可是电影界的老人呢!凌子风现在在导演什么片子呀?”我毕竟和凌子风同志的女儿友谊不深,不了解她父母的事,也就回答不了爸爸的问题。爸爸有些失望,转而谈起电影《赵一曼》。爸爸认为石联星同志的表演把握住了赵一曼的气质;还给我讲电影《赵一曼》最后一段是编导们做了加工的……聊完了,我走了。也许爸爸就这样酝酿并写出了这首诗?当然也许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可我总觉得就是这样写出了这首诗的。这样的闲聊本不会在记忆中留下痕迹,可是到了“史无前例”的年代,北京大学的武斗开始了。之后,我完全逍遥在家。一天晚饭后我和爸爸在六部口那个不大的院子里转着圈散步。爸爸背着手,回头问我:“凌子风同志怎么样了?”我摇摇头:“肯定境况好不了,文艺界嘛。”爸爸不满意我用嘲讽的口吻回答了他的提问,他横了我一眼,回身又向前走了几步,又问:“你的同学怎么样?她没有说过吗?”我笑着说:“一武斗,全都鸟兽散了。谁知她哪儿去了。”爸爸抬起头忧心忡忡地看着深蓝色的天,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这一口气使我感到沉重,似乎爸爸把蕴蓄在心底的担忧分给了我。
最近见报纸上报道凌子风同志又活跃在影坛:拍片子、选演员。经过“文化大革命”,他显然没有冷却艺术创作的热情。我爸爸地下有知,想来也会为之高兴的。
还应当记下爸爸的同行陈守一同志。提醒我不忘他的,是爸爸那双吃惊的、发亮的眼睛……
陈守一同志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教授。因为我不是学法律的,对于他在法学上的造诣也一无所知。虽然我们同在一个校园,我却不认识他,也没有听人说起他。“文化大革命”中,我却在完全意外、完全偶然的情况下见到了他。他绝对没有看见我,因为那是一场批斗大会,他作为批斗对象,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和许多人一样,立于体育馆场内。我对批斗发言没有兴趣,只想知道今天谁倒霉啦?这种心情里,没有一点好奇心。我去看(不是听)批斗会,也为了爸爸。我白天四处跑跑,把耳闻目睹的事转告给爸爸。爸爸对社会上的情况知道得那么少,少得可怜。有一段时间,我几乎上午在市里转,中午就把所获告诉爸爸;下午到外面跑跑,晚上又向爸爸讲些新鲜事。我把从各种渠道得来的所见所闻向爸爸陈述。爸爸眼里时时迸发出惊异、疑虑、担忧、不安的亮光,有时又对我的叙述流露出不信任的神情。但我依然把变化万千的社会动态倾吐给爸爸。记得有一天早晨,我骑自行车出复兴门,临街向东微斜的木板墙上赫然帖着关于王任重的标语,“重”字歪而不倒;晚上回城时,王任重三字全倒了过来,被打上了红叉。当晚,我把这事告诉爸爸,他听了久久地审视我,说:“这样就打倒了?!”我按运动中的惯例解释:“嘿,没有消息来源,大标语就出不来呗。”爸爸沉痛地摇摇头。
在那次批斗大会上,我的母校北京大学有位陈守一教授在挨斗。开完会回到家里,我免不了向爸爸谈了批斗会的“盛况”。当说到陈守一时,爸爸朝我瞪圆了惊奇的眼睛,叫了起来:“陈守一?他可是个研究法律的人哪!”爸爸很少会这样地失去控制。我解释说:“好像是政法系统的批判会呢!”爸爸嘴角流露着苦笑问:“说他什么呢?”我惊讶满头银发的爸爸,怎么提了个这么幼稚的问题?我心想:中央文革要砸烂公检法嘛,还需要说什么呢?我冲爸爸笑了。爸爸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向身后缓缓地躺下去……
大约是1980年吧,我从报上见到陈守一同志和别的同志一起著文悼念爸爸。我不由得想:陈守一教授现在可以在报上著文怀念我的爸爸;而我的爸爸那时只能向我表示一点点对人才的惋惜之情。
这种感情的深切和急迫,在我参加工作后,我又有了新的了解。
我参加工作后两年,约1969年吧,偶然知道我们单位在“文革”前的名誉总编辑是茅盾同志。我向爸爸说起这事,爸爸立即放下手中的书,从躺椅上欠身问我:“茅盾同志现在怎么样?身体怎么样?现在做什么工作?住在什么地方?”不等我回答,又轻声地说:“他,情况还好吧?”我心里很遗憾,因为我一个问题也回答不出来。爸爸很失望,一边打开书,一边慢慢地躺下去,说:“打听打听嘛,他做过你们的领导呢,关心一下嘛。”过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爸爸把我找去,他不知从哪里得知老舍同志去世的消息。问我:“我叫你打听茅盾同志的情况,你打听了没有?”我说:“打听不到哇。”爸爸指点我:“找你们单位原来的老同志问问嘛,一个不行,多找几位嘛。”我认真地、详细地解释运动中的情况:不便于使劲打听人,别人也不随便讲。爸爸听了,无可奈何地说:“好嘛,你一知道了他的情况就马上告诉我。”
遗憾的是我知道茅盾同志的住地和情况时,已是爸爸身后三、四年的事了。这事一直使我感到不安。这不安的冲动使我在一个晴朗的冬日下午,冒昧地敲响了茅盾同志家的大门。开门的是茅盾同志的一位老司机。我又犹豫了,只请他捎了个话,说,我爸爸一直打听茅盾同志的近况而不得知。我又说,希望茅盾同志身体好。不知道这些话是不是捎到了?
写到这里,知道茅盾同志去世的消息,不禁格外感到遗憾。
写到茅盾,又使我想起文坛的另一位傅雷同志。我上中学时就喜欢到爸爸的书房里翻书,找些小说看。最吸引我的书是巴尔扎克的作用,它们大部分是傅雷同志译的。那酣畅流利的文字,常使我忘记了读的是译作。我不懂法文,无从谈原文与译作的异同,我只是直感:喜欢读。故事、人物、文风,和谐统一。一天,我从书橱里拿了一本书就走,爸爸问是什么书?我说了,爸爸又问:“是不是傅雷翻译的?”我说是的。爸爸慢慢地站起身来,双手叉腰,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说:“傅雷同志划成了右派,有人就不同意他继续译书了。”爸爸略一沉吟,又说:“人尽其才嘛。他翻译得好,又愿意搞,为什么不让?你说应不应该让他搞?”我当然同意让他翻译啰。爸爸笑笑:“何况翻译也是劳动。自食其力,又有什么不好?非要他改造好了才可以翻译?你说什么叫‘改造好了’?”我当然不懂,因为那时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爸爸看着我,逗着:“你说改造好了,我说还差一些。你看怎么办?”爸爸抿着嘴笑了。我也笑了,其实我仍然不懂。爸爸给我解释:“只要不坚持错误就行了。”爸爸踱到我面前站住:“不一定非要别人嘴巴子上承认自己错了。有觉悟,要认识一下自己的错误,当然好。别人不想张嘴,一要允许有个认识过程;二要允许别人有保留;三呢,为什么不允许别人‘偷偷地改’呢?”
这番议论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编辑:江福元 车清珍
 
 
时间:2015-02-09 15:21  来源:中国 红安将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