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深深印在我心里的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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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耸立在地面。有的人,也许是多数人愿意爬上峰巅,俯瞰山峦的起伏和绵延,去体味大自然赋予的博大、旷古的情愫;有的人喜欢盘桓于山麓,听啾啾的鸟鸣、微风佛过树枝的飒飒声、汩汩的小溪流水声,看鸟儿翻飞或云雾缭绕,看或刚刚绽出的、或浓郁的、或飘落的树叶,寻找那飞挂的一缕瀑布,把手伸进清澈的小潭,摸出一两粒圆润的卵石……享受自然赋予的温馨。我属于后者。
在平凡中,常常可以感知伟大的人和事。我常这样想,但不知我的这个想法是不是能为别人接受,并引起共鸣?
比如朱德总司令,他无疑是像大山一样矗立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老作家刘白羽写了一本记述他戎马生涯的书,书名叫《大海》。大山也好,大海也好,大是不容置疑的,高深也是不容置疑的。可是总司令对于我来说,大而不远,我能见到一点点细微处,我觉得他与我比较贴近,他也是我生活中的长者之一。
我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从谁那儿开始叫总司令为爹爹的。我印象中是进京以后的事。进京前,一是不大见得着面,我们不是住校就是父母带着我们住在国统区;间或住在边区,因为我年龄小,也没有多少印象。二是我们这些孩子们,也和大人们一样称他总司令,这是统称,也是尊称。
在我过去的印象中,总司令比我父亲年龄大。不知是因为总司令从来没有和我说笑过,还是因为他稳健的作风显得凝重、老派。比如他走路就比我父亲慢,每一步似乎都踏得实实的。又比如,他和我父亲都随身携带手杖,两人却有不同:我父亲如果不是用来拄地话,就两手把玩,或用来代尺、代笔什么的;总司令就不是的,他走路时常不用手杖,而是拖着手杖走,随着步子,让手杖着地的一头在地上划着,一顿一划。
另外,我父亲脾气比较急,总司令就不。我父亲脾气急,说起话来不能算快的,总司令说话就慢了。总司令的四川话拖着音,一字一板。记得我上中学的一个夏天,在北戴河,一天上午,总司令到我们住处来看望我父亲。我们兄妹几人被叫过去见总司令。我们和大人们在一起总是很拘束的,手脚也显得多余,先后借口做作业退了出来。我做作业的地方是一个很大的露台,东面和南面有几根石柱子,远远的还可以从树丛中望见一角海。这露台恰好是我父亲会客室的楼上。我不记得过了多久,突然听到我父亲激越高昂的声音。这种声音是他发脾气凶我们时也很少听到的。我感到惊悸和有些不知所措,就赶快爬到南面石头的围栏上往下看,屏气听。看是什么也看不到,听也听不清说些什么,但除了我父亲的声音外,分辨得清楚的是总司令那低沉的、平缓的音调,可以想象得到他那不急不恼的神态。我按捺不住由不安引起的好奇,蹑手蹑脚地下了楼,看到我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特意放轻放慢的脚步和严肃、紧张的表情,更增加了我的慌恐。我溜到楼门口又看见总司令身边的工作人员拿着总司令的衣服、草帽和手杖,似乎我父亲办公室的门立即就会打开一样。我突然感到害怕。也许是我探头探脑地到处跑才让我母亲发现的,她不出声地冲着我直摆手,像轰小鸡那样赶我上楼。我只好一步一回头地上了楼,见我母亲离去,便在楼梯口蹲下来。静静地楼里听不到任何声音,我又返身回到我做作业的大露台上,便又听到了压低了的嗓音,是我父亲的一股气势冲出胸臆的亢奋的声音,也听到那慢声慢气,一字会拖出很长的尾音,不动声色而又说得不多的总司令的声音。
那时的我,根本还不懂得争论、辩论什么的,只以为他们是在吵架。我只是明白他们大人的吵架与我们小孩子的不同,或者说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但吵架总归会伤人吧。他们将来还会相互谈话吗?我心里很为他们着急。
过了好一会儿,时高时低,时急时缓的音量全小了,我听不见了。还不等我放下心来,便传来了道别声、找人声。我又急急忙忙下楼追到楼门口,充满了好奇,也带着歉意和许多的不安,毕竟我也算是主人啊!到了楼门口,又觉得我想得多余:虽然我父亲因为刚才的争论依然满脸通红,却是一脸真诚的微笑,还殷殷地向总司令道别。总司令从神态到举止都不显得曾有过争论,他慢吞吞地招手,从容话别,拖着手杖走了。手杖在院子的沙地上划出一道轻轻的痕迹……
对于这一次争论,我们兄妹都不知道为了什么,也不知道争论的结果。这种气势的争论,我也只知道这一次。我父亲去世后,一次我和哥哥聊起来,他也还清晰地记得那次情况不明的争辩,也和我一起感叹他们两个老人的性格差异之大。
所以,我一直以为总司令一定年长于我父亲几年。我上大学后,有一次和我父亲聊起他和总司令谁大些,父亲说:“我们同年。我在年初,他在年尾。”真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性格更宽厚的,倒是年龄上小些的。
总司令喜欢散步,喜欢爬山,喜欢户外运动。他尽兴而归时还会做诗给我父亲看,我父亲就写有《读玉阶同志游香山诗》;而我父亲畅游之后,也写诗送给总司令,像《游西樵后寄玉阶》。
总司令还喜爱兰花。他喜爱兰花也出了名,他从外地回京常会带回几盆。我曾陪我父亲去总司令家看过那些盆养的兰花;那些兰花每盆的叶子都墨绿,或挺拔、或秀气地垂下纤长的叶儿。我分不清什么宽叶、窄叶,叶上的什么花纹以及花瓣儿们的色泽和花纹又有什么区别。尤其是那淡淡的香气,我父亲深有同感的赞叹:“多香!”可我竟不觉得。我倒觉得香得还不够,那时正是我喜欢什么都浓浓烈烈的年龄。
我以为总司令的爱好,正是他大半生金戈铁马、叱咤疆场后对和平、宁静生活的热爱;正是他对人生的追求,对人生的渴望;正是他历尽殊死的搏斗后对他一生所追求的事业的信心。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是一场不讲文化、不讲革命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运动。这运动一开始,就把矛头冲向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心脏。
总司令在运动刚刚兴起就被林彪、“四人帮”定做矛头所向的“的”,从而迫使他放弃了兰花,不能外出巡视,不能尽兴地散步,也不能爬山了。         
我听到有这样的传说:“文革”开始后,总司令想到香山去走走,有人就恶狠狠地告诫他——我想一定是训斥似的:“人家都在闹革命,你还想游山逛水?!”总司令当然只好不去“游山逛水”了。我把这个传闻说给我父亲听,他苦笑着摇摇头,半天没说话。
记得此后又传来“打倒总司令”的消息,我又听说应交总司令看的文件、报纸也不送了,只许订阅一份《人民日报》。满街的大标语,加上在中南海西门,人民大学无知的青年学生们斗争他们的校长,罪状之一便是他曾是总司令的秘书。听来的和看到的掺和着,真的情况和可能是假的情况也拌杂在一起。我把所有这些告诉我的父亲,他抬起上半身,十分认真、仔细地听,瞪着眼看我,他不断地、低声地“噢、噢”地惊叹。我刚说完,他就连声问:“真的?真的?”不待我回答,他颓然躺下去,从鼻子里重重地呼出一口长长的气,双眼湿漉漉地看着那高高的、一个方格一个方格的白色天花板。我看到父亲的喉头上下滑动,似乎在努力吞咽着什么。停了一会儿,他把脸转向我,苦苦地、欲哭无泪地“哼”了声。父亲的这个表情,很使我觉得难过,至今还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文革”初,有一天我正准备从中南海西门进去回家。突然,发现大门外边路旁站着我的一个小学同学——总司令的孙女。她也是总司令身边长大的几个孙子之一。她叫住我,我奇怪她干嘛站在这里,而不回家。她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她爷爷奶奶不让她们回家里去了。她又告诉我,她到这里来就是想了解一点她爷爷奶奶的情况。她问了我。我只得说实话: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也见不到他们。“文革”开始后,我们一家人就不再出大门散步,我虽然还从中南少穿行,但也见不到总司令他们。我告诉她,大院里显得空空的,死气沉沉的。看到她茫然的眼神,我只好安慰她:总司令是打不倒的,不是说朱毛、朱毛的吗?!她理解地笑笑,催我回去。我走了,但不知是不是减轻了一点她心里的负担?
在我印象中,总司令自“文革”初被林彪、“四人帮”提出“打倒”后不久,就搬出了中南海。此后,总司令再也没回去过。后来我们家也搬出了中南海,两家的往来也就更少了。
1972年前后,我父亲住到北京西郊的一所招待所里,近邻之一就是总司令。虽是近邻,却几乎没有往来。这时的不往来,已全然不像在中南海时那一阵子了。那时总是忙,难得有空相互串门走动。现在,他们都闲着,好像都在休养,似乎双方都努力为对方减少负担而不往来,偶尔在园中见到也绝没有往日的融洽、和谐气氛,他们淡淡地谈几句,逗弄我们家这么几个第二、三代人,便各自走开了。现在想起来,在那种政治空气下不可能存在以往那种情谊投契的氛围,他们正是用这种方式在各自的心里保护着他们之间的友谊,维护着对方。可是,也许是在1974年的一天早晨,我父亲突然说要去看看总司令。他要工作人员问问总司令起床、吃饭的时间。我觉得很意外。我父亲自“文革”开始后,从未主动提出去看什么人。我问父亲:“为什么要今天去看总司令?”父亲告诉我:总司令的儿子去世了。然后又问我:“你知道不知道痛苦莫过于老来丧子啊!”我吃惊极了,也很难过,为了总司令。
记得还住在那个招待所时发生的一件小事。事情发生在林彪栽在温都尔汗前呢,还是后呢?我已记不清了。那天晚上,我陪我的两个孩子去睡觉了,我爱人力理突然兴致勃勃地跑上楼来,对我说,刚才,妈妈要他到厨房去拿东西——到厨房去一定要经过我父亲的会客室门口,——就在他经过门口的瞬间,他毫无思想准备地撞见总司令正伏在我父亲耳边,两位老人可能因为见到人影、也可能听到脚步声而突然动作极为敏捷地闪开了。往常,我父亲会客大半都是请来客坐三人式的大沙发,他陪坐在小沙发。这次力理见他们两人都坐在大沙发上,我父亲居中坐着,右手紧挨着总司令。听了力理这么说,我当时也觉得挺好玩儿呢。他们那么大年纪的人了,还要耳语!我想,谁会去偷听呀!我还笑着对力理说:“真是老小,老小呀!”
粉碎“四人帮”时,我父亲和总司令已先后作了古。我每回忆到此事,都感到他们这一代人的晚年只能想,说也没有地方说,做又做不成。他们多么寂寞!多么沉重!多么压抑啊!
林彪折戟沉沙后,一天我下班回家就听说王洪文到我们住的这个院子来过。他看过了我父亲,也看了总司令。我奇怪得很。“他来干嘛?”我问父亲。父亲轻轻一哂,淡淡地说:“干嘛?他来问我:国家管理要抓些什么工作。”我愤愤地又是担心地说:“这么多年了,什么事儿也没参加了,谈什么管理国家呀!”我有意咬住“管理”两字,“得了吧,他!爸爸,你怎么说的?”父亲冲着我理解似的说:“我多年没有工作,当然只能如实地说啊,我不了解情况。”我觉得给王洪文这个钉子碰得好。后来我听说王洪文找总司令,主要是去动员康妈妈在总司令百年之后不要留骨灰。我们当时就大骂过王洪文这个小爬虫,他们分明是在诅咒总司令,手段又如此卑劣,居心何其毒!
而总司令去世后,康妈妈顶住了多大的压力才保存了总司令的骨灰呢?我没听说过,只听说有人批评过康妈妈。可是,如果不是康妈妈,“四人帮”不留总司令骨灰的罪恶图谋,不是会得逞吗?!
我父亲病重时,总司令曾到医院来探视。记得那次他的步履已经不洒脱了。进病房时没有人搀扶。他迈着细小的步子,依然拖着手杖,绕过屏风,走过床头,坐在对着床头的沙发上,不说话,定定地看着我父亲艰难地进食。我父亲微笑着说了一句有关自己病情好转的话,总司令只略点了一下头,并不答话,心事重重地又坐了片刻,就站起身走了。他拖着手杖,仍然是踏着细碎的步子。我和父亲看着总司令那宽厚的背被屏风遮住。我站在父亲身后,强忍着才没有哭出来。我体会出总司令知道我父亲已一病不起了,那生命之火已快燃尽;他知道这次的探视犹如送行,被送者就将一去不回。这种离别的伤痛,是无法以言辞表达的。总司令只有用心、用理解送别我的父亲。我常常想到他这次的探望,也常常为回忆他这次的探望而潸然泪下。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总司令。记得1976年7月的一天早晨,我正在给我的儿子穿衣服,突然听到邻居家的收音机传来广播里的哀乐,我的心一沉,力理随即拧开收音机,传来总司令逝世的消息。我忍不住大哭起来……总司令和我的距离挺远,挺远,却又很近,很近。我几乎回忆不起来他和我说过哪一句话,但他和父亲一样,使我有一种亲近感。
总司令诞辰一百周年已经过去,也许以上的文字远不及一朵野菊奉献在八宝山他的灵前。但属于我的这些记忆,虽是零零碎碎的,却是深深地留在我的心底的。它们是我的纪念,也是我对总司令要表达的一点心意。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日,北京
 
 
                                                             
                    编辑:江福元 车清珍
 
 
时间:2015-02-09 15:26  来源:中国 红安将军网